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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務改革當吸取教育產業化教訓
專欄：業界觀察
發布日期：2009-10-27
閱讀量：2014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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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家發改委網站8月3日通報了近期能源資源產品價格改革進展，并指出近期各地上調水價符合改革方向，下一步將按照既定的改革方向深化電價改革，也將繼續堅決執行經國務院批準的成品油價格形成機制。
過去一段時間以來，圍繞水務改革產生了不少爭論，其間不少官員、學者及市場人士參與發言，甚為熱烈。國家發改委網站上發布的這篇綜述文章，則可視為有關部門關于這一輪水務改革方向的一個基本態度，也算是對各種爭論的一個回應。
這個態度，不會讓人感到詫異。近幾年來，關于理順資源性產品價格和要素價格的呼聲一直很高。包括水在內的諸多資源性產品，一個重要問題是價格無法真實反映市場供求關系和資源稀缺程度，也不反映環境污染造成的外部成本，由此對資源造成嚴重浪費，與“節約型社會”理念背道而馳。這層意思，本報在上周的一篇相關社論已經有所提及。
因此，水價的改革是大勢所趨，盡管改革的路徑必然指向漲價。我們在上周的社論中也指出，這個時候，就必須真正做好價格聽證會，做好價格監審工作，且政府需要實實在在地承擔起關切民生的重任，對于因水務改革而備感困難的低收入群體給予必要的補貼(在技術層面，補貼可以現金補貼或免費供應一定額度用水量等多種方式來操作)。
這個時候，還有必要追問一個問題，即通過資源價格改革，比如水價的改革，最終的好處誰來獲得？理論上，答案應該是社會總福利的增加。在傳統的管制價格的條件下，水價等基礎性價格偏低，盡管表面上有益于普通民眾，但最終的埋單者還是納稅人自己。由于執行的是價格背離成本的定價機制，而機制本身是扭曲的，社會付出的總成本實際更大。
這是水價改革的理論邏輯，現實操作上是否亦是如此呢？許多人對此有所疑慮。至少從表面看，水價上調，直接的受益者是各大水務企業，特別是某些拿到多個城市水務資源的跨國公司。敏感的資本市場已經注意到，近期多個城市水價上調，使得水務企業成為熱點投資機會。在一些分析師眼里，由于未來可能有更多的城市出臺水價調整方案，后市水務板塊反復活躍的可能性較大。
坦率而言，這一輪水價改革的迅速啟動，固然是以節約資源等角度為出發點的，但改革的背后，恐怕也難以排除水務企業(包括外資水務巨頭)的推動力，以及由此演繹出來的政策與輿論公關力。在商言商的邏輯，讓水務企業當然很有動力，促成水產品價格的上漲。作為水產品的供給方，也自然可以從中得到一杯羹。不少企業叫窮，哭喊著“虧損”的表象背后，是利益的邏輯在發揮作用。
從一個角度來看，終端產品的價格上漲，這幾乎是難免的結果——要想改變資源過于廉價使用的現狀，價格杠桿是必須發揮作用的。但同時也不難發現，在現行的資源產品定價機制下，一些資源、能源產業的主導者(往往也是壟斷者)成本與稅負轉嫁能力很強。也正是這種不合理的轉嫁，使得資源價格改革被蒙上陰影。
眾所周知，此前許多的價格聽證會質量是不能令人滿意的，涉及到公用事業產品供應商的成本監審，也往往缺少透明度。故此，人們的確有理由質問：資源價格改革會不會被一些利益集團所挾持，正義的改革訴求倒成了其不斷要求漲價的堂皇理由，從而將其經營成本得以向社會公眾轉嫁？
因此，盡管價格上調關乎民眾切身利益，也最容易引發關注，但價格調整只是整個水務體制改革的構成部分，兩者不能畫上等號。就改革而言，包括水在內的資源價格改革，不能只在價格調整方面單兵突進，也要反思過去一些地方政府在公用事業領域急于甩包袱，過多強調民營化的弊端所在。醫療、教育等領域過往改革的一些失敗教訓表明，政府恰當地歸位，承擔起應承擔的責任，顯得多么重要。否則，未來的改革很有可能被利益集團挾持，從而使得改革成果大打折扣，也增添改革的阻力。
同時，要還給資源一個真實的價格，還需要推動其他領域的相關改革。其中，資源價格上漲好處歸誰的問題不能不深究。就水、石油和礦產資源稅而言，情況明顯不同。水價上漲，多付費的是公眾，收益的是水商和地方政府；石油價格的上漲，是石油企業和用油者之間的財富再分配；加征資源稅改革，是向少數國有壟斷企業和占有公共礦產資源的企業征稅，付款的是壟斷企業與特權者，受益的是國家和公眾。由此不難反問：為什么礦產資源稅，社會公眾呼喚多年卻遲遲不出，而水務改革反后來居上呢？
當然，堅持政府承擔公共職能與市場有效配置資源的改革方向是必要的，但是，在水務這種更具有公共屬性的領域，不能輕言放棄政府公共服務職能，而在礦產等資源領域，須透明市場準入，增加更多的競爭主體——這既是市場公平要義的體現，也是防止壟斷部門轉嫁成本的辦法，并出臺資源稅改方案，以防壟斷暴利。一言以蔽之，如果資源價格改革多是老百姓掏腰包，而資源壟斷者仍獲取暴利，那么，社會公眾如何能夠真正發自內心地支持改革呢？
過去一段時間以來，圍繞水務改革產生了不少爭論，其間不少官員、學者及市場人士參與發言，甚為熱烈。國家發改委網站上發布的這篇綜述文章，則可視為有關部門關于這一輪水務改革方向的一個基本態度，也算是對各種爭論的一個回應。
這個態度，不會讓人感到詫異。近幾年來，關于理順資源性產品價格和要素價格的呼聲一直很高。包括水在內的諸多資源性產品，一個重要問題是價格無法真實反映市場供求關系和資源稀缺程度，也不反映環境污染造成的外部成本，由此對資源造成嚴重浪費，與“節約型社會”理念背道而馳。這層意思，本報在上周的一篇相關社論已經有所提及。
因此，水價的改革是大勢所趨，盡管改革的路徑必然指向漲價。我們在上周的社論中也指出，這個時候，就必須真正做好價格聽證會，做好價格監審工作，且政府需要實實在在地承擔起關切民生的重任，對于因水務改革而備感困難的低收入群體給予必要的補貼(在技術層面，補貼可以現金補貼或免費供應一定額度用水量等多種方式來操作)。
這個時候，還有必要追問一個問題，即通過資源價格改革，比如水價的改革，最終的好處誰來獲得？理論上，答案應該是社會總福利的增加。在傳統的管制價格的條件下，水價等基礎性價格偏低，盡管表面上有益于普通民眾，但最終的埋單者還是納稅人自己。由于執行的是價格背離成本的定價機制，而機制本身是扭曲的，社會付出的總成本實際更大。
這是水價改革的理論邏輯，現實操作上是否亦是如此呢？許多人對此有所疑慮。至少從表面看，水價上調，直接的受益者是各大水務企業，特別是某些拿到多個城市水務資源的跨國公司。敏感的資本市場已經注意到，近期多個城市水價上調，使得水務企業成為熱點投資機會。在一些分析師眼里，由于未來可能有更多的城市出臺水價調整方案，后市水務板塊反復活躍的可能性較大。
坦率而言，這一輪水價改革的迅速啟動，固然是以節約資源等角度為出發點的，但改革的背后，恐怕也難以排除水務企業(包括外資水務巨頭)的推動力，以及由此演繹出來的政策與輿論公關力。在商言商的邏輯，讓水務企業當然很有動力，促成水產品價格的上漲。作為水產品的供給方，也自然可以從中得到一杯羹。不少企業叫窮，哭喊著“虧損”的表象背后，是利益的邏輯在發揮作用。
從一個角度來看，終端產品的價格上漲，這幾乎是難免的結果——要想改變資源過于廉價使用的現狀，價格杠桿是必須發揮作用的。但同時也不難發現，在現行的資源產品定價機制下，一些資源、能源產業的主導者(往往也是壟斷者)成本與稅負轉嫁能力很強。也正是這種不合理的轉嫁，使得資源價格改革被蒙上陰影。
眾所周知，此前許多的價格聽證會質量是不能令人滿意的，涉及到公用事業產品供應商的成本監審，也往往缺少透明度。故此，人們的確有理由質問：資源價格改革會不會被一些利益集團所挾持，正義的改革訴求倒成了其不斷要求漲價的堂皇理由，從而將其經營成本得以向社會公眾轉嫁？
因此，盡管價格上調關乎民眾切身利益，也最容易引發關注，但價格調整只是整個水務體制改革的構成部分，兩者不能畫上等號。就改革而言，包括水在內的資源價格改革，不能只在價格調整方面單兵突進，也要反思過去一些地方政府在公用事業領域急于甩包袱，過多強調民營化的弊端所在。醫療、教育等領域過往改革的一些失敗教訓表明，政府恰當地歸位，承擔起應承擔的責任，顯得多么重要。否則，未來的改革很有可能被利益集團挾持，從而使得改革成果大打折扣，也增添改革的阻力。
同時，要還給資源一個真實的價格，還需要推動其他領域的相關改革。其中，資源價格上漲好處歸誰的問題不能不深究。就水、石油和礦產資源稅而言，情況明顯不同。水價上漲，多付費的是公眾，收益的是水商和地方政府；石油價格的上漲，是石油企業和用油者之間的財富再分配；加征資源稅改革，是向少數國有壟斷企業和占有公共礦產資源的企業征稅，付款的是壟斷企業與特權者，受益的是國家和公眾。由此不難反問：為什么礦產資源稅，社會公眾呼喚多年卻遲遲不出，而水務改革反后來居上呢？
當然，堅持政府承擔公共職能與市場有效配置資源的改革方向是必要的，但是，在水務這種更具有公共屬性的領域，不能輕言放棄政府公共服務職能，而在礦產等資源領域，須透明市場準入，增加更多的競爭主體——這既是市場公平要義的體現，也是防止壟斷部門轉嫁成本的辦法，并出臺資源稅改方案，以防壟斷暴利。一言以蔽之，如果資源價格改革多是老百姓掏腰包，而資源壟斷者仍獲取暴利，那么，社會公眾如何能夠真正發自內心地支持改革呢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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